回荡在乡村的吆喝声

　　生长在咸阳农村的我，从小听着各种吆喝声长大。特别是卖吃货的吆喝声响起，就撒腿往屋外跑，哪怕是正吃着饭，也要把撂下碗。“洋糖-豆沙-冰棍儿….五分钱一个!”三伏天，这样的吆喝声无疑是最致命的诱惑。因为家里太穷，父母一般不会给钱让我买冰棍，我就会跑到老屋缠着奶奶要钱。等拿到五份硬币时，卖冰棍的小贩已经走出很远，我一边小跑，一边喊着：“卖冰棍的，等一哈!”……

　　童年在外婆家住过一段时间，有天早上听到一个沙哑的吆喝声——“换玉米来…..”换玉米?这是弄啥的?我十分不解，便飞跑去看，外婆用洋瓷碗盛一碗玉米跟在我的后面。原来，吆喝“换玉米”的人是一位未出五服本家舅舅，叫德宝，他开了个豆腐坊，每天一大早推着自行车串村子卖豆腐。因为村里很少有人用现金买豆腐，德宝舅就拿豆腐换玉米，也换豆子，但用豆子换豆腐的人也是少之又少。时间久了，大家习以为常，只要听见德宝舅的吆喝声，就知道新鲜的豆腐来了。后来听母亲说，德宝舅凭借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吆喝声，豆腐生意一直不错，并以此供着几个孩子读完了大学。

　　除了卖吃货的，村里经常会传来一些其他的吆喝声：“收铁-收铜-收铝-收破烂来……”、“造背篓哩喂…..”(修补竹背篓)“收头发-谁有卖的头发”、“收鸡-收兔-收皮呢吆……”

　　有一次，一位收鸡的老汉的吆喝声深深地吸引了我和一群小伙伴，我们一直尾随着他在村里转悠了大半天，就是为了听他那嗓门洪亮而又特别的吆喝声——“收鸡-收兔-收皮呢吆------不下蛋的鸡、不叫鸣的鸡、爱上墙的鸡、沟畔窑背绊死的鸡;老汉爱的是打火机，老婆子爱的是织布机，小姑子爱的是缝纫机，新媳妇爱的是收音机，小伙子爱的是录像机，我老汉收的是各种鸡，收鸡!”

　　上高中的一年暑假，在母亲的安排下，我也当了一回小贩——骑自行车驮着母亲织的土织布床单，到乾县县城串巷子叫卖。第一次吆喝，嘴巴张开老大，就是喊不出声，脸涨的通红，犹如干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生怕被人看见，更怕遇到同学和熟人，那种尴尬，和路遥小说《人生》当中高加林拎着篮子卖馒头的窘样没什么两样。结果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一条床单也没有卖出去。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吆喝——“卖床单!土织布床单!”刚开始，声音小的只有自己能听到，一位大婶看出了我的尴尬，鼓励我说：“小伙子，卖东西要大声吆喝，不要怕!咱不偷谁不抢谁!怕什么?!你不吆喝，别人还以为你走亲戚!我帮你吆喝一下：土织布-花床单!来迟了-就没咧!”大婶洪亮的吆喝声吸引了许多人来围观，我也壮了壮胆，大声吆喝起来，不大一会儿，十几条床单销售一空。

　　我兴高采烈地回家给母亲报喜，等交完账，才发现母亲神情不对，随后她问我，一条卖多钱?我如实回答。母亲听了后说：“你个瓜娃，绝对是把尺寸记错了，床单全让你给贱卖了，连本钱都不够。”听了母亲的话，我顿时傻了眼。回想卖床单的过程，原来自己当时纠结于怎样吆喝的尴尬之中，记错了尺寸。母亲一个月的辛苦就这样付之东流，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母亲见状安慰我说，不要难过了，就当做生意交学费了，没事，妈加班再织……

　　到杨凌工作后，街上一位操着四川口音老者卖鸡蛋的吆喝声吸引了我：“麻辣卤鸡蛋，五毛钱一个，味道好滴很!”每次碰到，我都要买他的卤鸡蛋。时间久了，竟然觉得老人的吆喝声比他的卤鸡蛋更有味道。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麻辣卤鸡蛋”的吆喝声消失了。卤鸡蛋和川味吆喝声成为了许多杨凌人记忆当中的独特的一种味道。

　　在杨凌的公园路上，推着三轮车，十几年如一日，卖豆腐脑的东府人李师傅的吆喝声也很有特点——“豆腐脑儿---荷叶饼--加粉蒸肉--还有麻花!”吆喝声清晰响亮，整条街几乎都能听到。再后来，李师傅自己不吆喝了，代替他的是一个装有电池的可以循环播放吆喝声的喇叭，反复播放着提前录好的吆喝声。不知为什么，自从用了这个电喇叭吆喝，我竟然觉得，他的豆腐脑没有了往日的味道。

　　《韩非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楚国人拿着矛和盾在集市叫卖：“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且不说这位既卖矛又卖盾的老兄用他的实际行动为后人演绎并留下了一个千古流传的成语，单单是他的吆喝声，可以说是叫卖在典籍当中相对较早的记载。

　　吆喝，是最古老的一种广告形式，更是一种文化。不管是老北京卖糖葫芦如唱歌般悠扬婉转的吆喝，还是南方黑芝麻糊那浓香优柔的吆喝，都传承着南北不同的区域文化。

　　有句老话耳熟能详，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现代人却不这样认为——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酒香也得勤吆喝!这个观点已经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因为，你不吆喝，别人在吆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