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西那片柿树林

　　村子西边那一片由六排柿子树组成的林子，长约三百多米，整整齐齐，我们叫它柿树林。每当村子里梧桐树开花的时候，柿树长出了嫩芽儿，远远望去，柿树林一片嫩绿;芒种过罢，旁边的麦场堆满了收割回来的麦捆，柿树林落下一层蛋黄的小花。碾场的人们干活累了，三五成群来到林子乘凉、谈论今年的收成;秋天到了，柿树林的美丽挂满枝头，一个个通红的柿子，犹如秋天的灯盏;下雪了，整片林子像是一幅水墨画，老树、枯枝，还有出来觅食的喜鹊，“嘎嘎”的叫声为银装素裹、一片肃静的村庄平添几份祥和。

　　父亲说，这片柿树林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栽植的，属于村集体所有。由于柿树林占地属于二组，所以包产到户后，村里决定将整片林子数百棵柿子树按人头分给了二组村民，每两人一棵树。家中人口若为单数，可以和同样为单数的本家或邻居共同拥有一棵树。分树的壮举让另外两个没有柿子树的小组村民羡慕不已，路过柿树林，他们只能望树兴叹。

　　我家六口人，分到了三棵柿子树。

　　三棵柿子树品种不一，一棵是“水柿”，另外两棵属于“火柿”。 “水柿”果子大，微扁，汁多，放软之后，将薄如蝉翼的皮轻轻撕掉，托在手里，从顶部咬一口，甜美的味道沁人心肺。“水柿”要吸着吃，否则汁子就会顺着指头缝往下流。相比之下，“火柿”没有那么大的水分，而且个头小了许多。果肉粘度大，吃到嘴里是另外一种甜美。

　　改革开放初期，关中农村的物质相当匮乏，能吃到的水果少之又少，火红的柿子成了孩子们解馋的唯一水果。小伙伴们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着柿子早点熟。进入八月，柿子的脸微微有了点红色，我们把这种颜色称之为“屁红”。小伙伴们放学顾不上回家，背着书包往柿树林里跑。进入林子，每人盯一排树，仰起脖子，寻找“温蛋”——我们把早熟的柿子叫“温蛋”。

　　“温蛋”最大的特点就是比“屁红”的柿子还要红，在一片没有成熟的柿子和茂密的枝叶当中，还是比较容易找到。要是发现了目标，一个人爬上树，找到合适位置，抱住结有“温蛋”的树枝使劲摇晃。其它小伙伴围在树下，仰着脖子举起手，准备接“温蛋”。但是“温蛋”并不是那么容易接到手——不是砸在头上，就是掉在地上。熟透的“温蛋”，砸在头上，瞬间“血肉模糊”，被砸者快速用手捋下来填进嘴里，吃得满脸、满手都是柿子汁，惹得小伙伴们哈哈大笑;若是掉在地上，也不能浪费，有人会将没有沾到土的那一部分抓起来吃了。当然，也有摇下来被接住或触手能及摘下来的“温蛋”，一般情况下按人数来分，分不过来了就装进肚子里。

　　整个八月，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柿树林巡视一圈，每次都吃成了大花脸，然后才开开心心回家去。

　　上树摇“温蛋”，终究是件危险的事情，因此我们也常被父母训斥。然而我和小伙伴们怎么能抵挡住软软的、香甜的“温蛋”的诱惑?!除了被父母训斥，摇“温蛋”还要防止被柿子树的主人发现。

　　记得有一次，我发现十八爷家的“水柿”树上有“温蛋”，就爬上树摇。结果被刚从地里干活回来的十八爷发现了，他一边小跑，一边喊着：“谁在树上，赶紧下来!”

　　我赶紧往下爬，想在十八爷到来之前下树逃跑。结果还是被十八爷抢先一步，逮个正着。十八爷用手里的外套，在我的屁股上抽了几下，严厉警告我：“下次要是再敢爬树，让你爸来收拾你。”

　　1991年柿子成熟的季节，已上初中的我很少再去柿树林摇“温蛋”，七岁的弟弟却抵挡不住“温蛋”的诱惑。那天是个周末，父母带着两个妹妹去赶集，我和弟弟在院子写作业。写了一半，弟弟说要去撒尿，就往屋外的猪圈走去。结果二十多分钟还不见回来，我就出去找，猪圈里不见他的影子，正在纳闷时，弟弟的哭声从西边的路上传了过来。

　　我赶紧跑过去看，只见他身上脸上全是土，眼泪流过的地方犹如两条蚯蚓。左手抱着右胳膊，边哭边说：“哥，胳膊摔断了。”我问他咋摔的，他说：“上树摇‘温蛋’，没踩好从树上掉下来了。”

　　恰好父母赶集归来，及时将弟弟送到医院。医生诊断为右胳膊骨折。父亲在一旁骂到：猫吃浆糊——光知道在嘴上挖抓，还轻狂不?!

　　弟弟上树摇“温蛋”被摔骨折的事情迅速在村子里传开，并成为大人们教育孩子的典型案例。至今，弟弟的右胳膊伸开，还是微微有点打弯。对他来说，童年“温蛋”的甜美与胳膊骨折的疼痛永远并存与记忆深处。

　　到了九月，柿树林“屁红”柿子几乎全部红了脸。“该卸柿子了。”不知道谁说了一声，顷刻间，整个二组的人倾巢出动。

　　多少年来，卸柿子没有固定时间，感觉差不多了，只要有一家开始卸柿子了，整个柿树林就热闹起来。大人们拉着架子车，挎着竹筐，扛着顶头镶好勾搭的竹竿;孩子们跑前跑后，开心劲儿丝毫不比过年差。

　　开始卸柿子了，男人上树，用勾搭挂在结有柿子的小枝上，朝下面喊：“接准了。”女人用两根拇指粗的树枝撑开一个蛇皮袋子，抬头盯着男人手里的勾搭。“接!”话音刚落，男人手一拧，柿子连同一小节树枝落下，女人眼疾手快，移动着接住柿子。一旁的孩子迅速跑过来，取走蛇皮袋上的柿子，转身交给架子车旁的爷爷或者奶奶。老人把柿子根部的小枝拧掉，然后放到铺满麦草的架子车上。

　　事先不用安排，一家人心照不宣，配合默契，一边卸着柿子，还一边聊着天。偶尔女人失手或者柿子下落时碰到了树枝，没接住，摔裂了。男人在树上埋怨一句：手熟浓了?!女人回应一句：摔就摔了，拾回去酿醋。说完之后继续仰起头盯柿子。

　　短短半天时间，柿子卸完了，家家户户满载而归。

　　父亲卸柿子，总会给最高的枝头留几个。“太高了够不着吗?”我起初不解。“给嘎娃留几个，都卸完了，嘎娃没啥吃。”父亲所说的“嘎娃”就是喜鹊，那种黑白相间、“嘎嘎”的叫声被人们理解为“报喜”的吉祥鸟。

　　柿子拉回家，母亲洗干净两盆“火柿”，倒进大铁锅，添上水，将柿子浮起来刚好，抓一把减搅拌均匀，然后文火加热。我们称之为“暖柿子”，这样可以去掉柿子的涩味。但是火候一定要掌握好，火太大就会将柿子煮成没法吃的“青蛋蛋”。 “暖柿子”大约需要十多个小时，下午三四点暖上，次日早上就可以吃了。而对于童年的我们来说，这十几个小时太漫长了，总是不住地问母亲：“能吃了吗?”第二天起来上学，母亲说，柿子暖好了，带几个吧!那高兴劲就甭提了。

　　我家每年大约可以摘两百多斤柿子。母亲暖一锅柿子后，父亲在屋顶的瓦上铺些麦草，将剩余的柿子放到上面，然后用玉米杆盖住。每隔几天，父亲就会上屋顶取软柿子与我们一同分享。到了冬季，柿子吃完了，而细心地母亲总会偷偷藏一些，留到大年三十晚上，变戏法似的拿出来，用热水暖热，分给我们吃。母亲说：“年三十吃柿子，眼睛会亮一辈子。”

　　参加工作后，我远离了村庄，也远离了那片给我的童年留下诸多甜美记忆的柿树林。大约2000年前后，一次回家，突然发现柿树林不见了，急忙去问父亲。父亲说，最西边的一排树在土壕边，村里人常年累月取土，树悬空了，每次下雨，都会有树被风刮倒。

　　“挖树就是从那一排开始的。”父亲惋惜地说，“就像是以前卸柿子，见有人动手挖树，其他人也坐不住了，陆陆续续，都把自家的树挖了”。

　　那次回到西安后，我的心情很沉重，柿树林就这样的消失了?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从那以后，我时常在梦里回到了柿树林，回到那个充满欢声笑语的乐土。

　　近几年回家，我发现不知不觉中，村里人都在房前屋后载了许多柿子树。进入9月，红彤彤的柿子又成为了村庄靓丽的风景。父亲感叹道，如今村里的人越来越少，打工的打工，上学的上学，“温蛋”熟透了自己落下来，就是没人去摘。

　　是啊，如今物质充盈，及其普通的柿子早已不是稀罕物，吃到嘴里，也没有了当年柿树林里“温蛋”的甜美味道。